应毁灭妹妹建议,愿和大家探讨研究些抗日战争的一些细节,这里就本书提到的一些内容展现一些资料,
1937年，日本入侵华北，挑起“七七事变”。继之，日军突袭南苑，发生了惨烈的“南苑保卫战”。当时，镇守南苑的29军等浴血奋战，誓死抗倭，损失惨重，赵登禹、佟麟阁两位将军阵亡。
37年7月27日，日军开始进攻南苑，正是守军力量最薄弱的时候。此时，共有37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二九”运动之后，热血学生组成的一个学兵团（还没有发枪）。于是，宋哲元军长急令赵登禹132师迅速进驻南苑，想以新锐之师阻击日军进攻。急于赴战的赵登禹师长只带身边一个团先赴赶到南苑，另外增援的部队尚在途中。其中两个团刚到团河，主力部队还在涿州。镇守南苑的部队，此时约略7000余人。
赵登禹师长，虽然受命担任南苑防御总指挥，但因27日刚到南苑，立足未稳，情况不明，或者说各部居于哪个营盘都不知晓,自己的传令兵派光后传令都不知道找谁.真正能调动的人马，也只有自己的那个团而已。
因汉奸潘毓桂的出卖，日军早已掌握了该师增援部队的行军路线，在团河设下埋伏。结果，赵师长的两个团误入日军包围圈，经激战后全部被歼。只有一个团长逃到南苑
27日深夜日军发起进攻，在川岸师团40门重炮的掩护下，牟天口廉部队首先突击力量相对薄弱的南苑学兵团驻地。日军担任第一线指挥的一木清直所部，率先冲进守军阵地，不料纷纷踏上地雷，伤亡惨重。日军被炸蒙了，嗷嗷乱叫。据战后一木清直回忆说：“他身边的炮兵协调员被炸昏了头，对着话筒大叫‘打近了，打近了’！原来，他把地雷的爆炸当成了自己的炮火。”
一木清直所部，虽然遭受重创，依然嚎叫着向前猛冲，跃进战壕和迎来的学兵团展开了肉搏战。当佟麟阁率领的军官教育团和特务旅一部赶来反击时，一木清直又被从阵地上赶了下来。总之，日军27日的南苑攻击战以失败告终。
28日凌晨，日军总攻南苑。战斗一打响，炮火依然集中在南苑阵地南边的学兵团驻地。学兵团虽已遭伤亡，但学兵们依然宁死不屈，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战，又有几百名学兵英勇牺牲。据后来史料记载，学兵团“伤亡十倍于日军”。
这些牺牲于肉搏战的学兵，都是北平各大、中学的学生，多是“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为抗日来投笔从戎的。当时，日军扑向南苑的时候，他们领到抢支才几个小时，打仗的知识都没有，但是非常勇敢。
他们为祖国而战，牺牲在南苑这块土地上，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1700人的学兵团，活着回到北平的不过600人而已。
28日清晨，日军飞机到南苑助战。没有防空经验的29军损失惨重，通讯系统完全被毁坏。日军迅速占领了29军的一线阵地，南苑的外壕、外墙也被日军突破多处，形势非常危急。但令人振奋的是，战斗到上午10点的时候，日军随军拍摄战斗影片的日本战地记者冈部孙四郎，被29军击毙。
冈部孙四郎是《朝日新闻》社著名记者，能写文章，也能摄影。南苑战斗的前两天，他还写过一篇战地新闻稿《敌弹，在勇士们的头顶爆炸》。他说：“敌人的伤亡很大，但是战斗精神依然旺盛，有的机枪手被打倒几次，依然站起来射击。”还说：“我们的伤亡也在不断上升，我的身边，已有40人高贵的战死”。这段话，虽然是为日军侵华唱赞歌，但也说明了中国军队抵抗日进犯的英勇顽强。
日军川岸文三郎惊悉冈部亡命的消息后，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冈部的尸体”。又“命令轰炸机部队，全力加强对南苑的轰炸与扫射”。一瞬间南苑变成一片火海。川岸还“命令驻扎通州的萱岛联队来南苑，从背侧夹击守军”。如此，南苑形势更加严峻了，守军奉命开始撤退。
28日下午4时，当南苑守军撤退到大红门一带时，不料落入日军萱岛联队的伏击圈。日军以机关枪、迫击炮等武器猛烈射击，加之头上的敌机猛烈轰炸，守军遭到重创，佟麟阁、赵登禹两位将军在这里殉国。
据幸存者回忆，当时撤退时，赵登禹因此前战斗中腿部已经负伤，乘坐在一辆黑色轿车中指挥余部撤退，不幸再次负伤。但是，依然指挥余部反击，不料一枚炸弹飞来，炸断两腿，当场昏迷。醒来时，他对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到城里告诉我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她老人家放心！”说完就停止了呼吸，时年39岁。
另一位将军佟麟阁，先是被枪击落马，带伤继续指挥突围，再次中弹身亡，时年45岁。据统计南苑守军7000余人，阵亡5000人之多，大部分死于大红门这次战斗中。只有郑大章残部突出重围，回到北平。另一部人，从南苑向南突围，“李鸿斌随冯玉祥的大儿子冯洪国去了固安，成功地逃出了日军的包围”（见《竞报·访谈录》）。据记载，是为29军平津战役中，“南苑保卫战”是最为惨烈的一次。
南苑保卫战以失败告终，导致宋哲元下令放弃北平，29军全线南撤。从此，在中国的国土上，艰苦的八年抗日战争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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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苑的这场战事，是学生兵们遭遇的第一场战争，也是其中大多数人遭遇的最后一场。这些握枪刚刚半个多月的学生兵，最后大半死在和日军的肉搏战中。
学生兵的出处颇有些来历。1936年12月，北平、天津、保定城里贴出布告，29军要招生。这在普遍实行募兵制的当时，着实引起不小的轰动。布告上说，为给29军培养初级军官，特招收有志从军的青年人，要求是18岁以上，初中毕业学历，一经考试录取，学制至少两年。课程设置很全面，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外语，待遇也很优厚，每月津贴3元，毕业后马上成为准尉军官。
这样，又能投军报国，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对个人而言又不失为一条好出路。招生布告一下引来平、津、保地区青年学生的踊跃报名。最终招收了1500人，成立军事训练团。
军事训练团对学生兵的训练非常严格，训练中，旅长何基沣被士兵们背地里叫“何阎王”(想说明一下,请读者不要套用角色,本书中的阎王只是借助了当时教官是非常严苛的人,勿对号入座)，“张扒皮”指的正是张自忠。即使是学生兵，训练也毫不放松。训练时想去厕所得先报告班长，班长说：去吧！学员一溜儿小跑，先跑到单杠区，至少拔3个杠子，再来个腰部转回，然后才能去厕所。
1999年，当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见到100多岁的张寿龄老人时，身为军训团教育长的他依然记得当年自己写下的战歌：“风云恶，陆将沉，狂澜挽转在军人……”
当时，一千多名学生兵就是唱着这首歌，举着大刀冲向敌人的。由于军备紧张，学生兵们一直没有配备武器。直到“七七”之后，他们才真正被武装起来，每人发了100发子弹，4颗手榴弹，每个班配备一把轻型机关枪，开始练习射击和投弹。当然，还有每人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大刀都没开刃，刚发下来的时候，营房里着实热闹了两天。附近村子里的铁匠都被请进了军营，到处都是霍霍磨刀声。
学生兵的浴血抵抗，是日军遭遇的第一场硬仗。关于学生兵们与日军进行的白刃战中，其详细情形几不可考。在佟麟阁率教育团赶来增援之前，众多学生兵阵亡。
学生兵虽然伤亡惨重，却始终没有后退。按照日军参战官兵的回忆，整个平津，打得最惨烈的就是南苑之战。连日军中著名的勇将，当时担任华北驻屯军第一大队大队长的一木清直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一周年之际接受《朝日新闻》采访的时候，都不得不对学生兵们在南苑的英勇奋战表示钦佩——“面对面地死战也不肯退却”，“中国兵甚至负伤几次依然冲上来拼杀”。
学生兵们的坚守，使南苑这道阵地在中国军队手中多保留了近半天的时间。
以上为-京报网-纪事-21天北平陷落-——“七七事变”73周年祭
赵登禹（1898—1937），字舜臣，汉族，陆军上将，民族英雄，山东菏泽赵楼人。少年时因家境贫寒，未入私塾读书，在家务农并师从武术名家朱凤军习武。
1937年7月28日，在奉命向北平撤退途中，因汉奸潘毓桂向日军出卖情报而在丰台区大红门处遭到日军伏击，壮烈殉国，牺牲时年仅39岁。赵登禹是抗日殉国的第一位师长。
他从小性格倔强，胆大机智，嫉恶如仇。13岁时拜师习武，刻苦勤奋，聪颖好学，昼夜练习，很快把各种拳术和枪、刀、剑、棍等武艺，练得样样娴熟。
1933年初，日军发动侵略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后又将战火引到了长城一线，企图侵占华北。国民党当局被迫应战，赵登禹奉命率领109旅从蓟县出发，把守喜峰口阵地。面对日军的猛烈攻击，赵登禹率领战士多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击退了日军的攻击，坚守住了长城阵地。
1919年春夏之交，冯玉祥部驻防湖南常德，城北德山和石板滩时曾闻有虎伤人畜。有一次，赵登禹和战友们在德山练习野战，训练中发现了一只猛虎，士兵与山上居民边追边打，赵登禹冲在前面，连发数枪，皆击中老虎的要害，最后，老虎窜到江中。士兵们把老虎拖了上来，送到冯玉祥处，冯玉祥很高兴。事后冯玉祥请城里的照相馆为赵登禹照了一张骑在虎背挥拳的照片。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在北平抗战牺牲。31日，冯玉祥在南京找出这张照片，题写了“民国七年（1918年）的打虎将军”，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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